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第十一集《举旗定向》

在制度上，法律优位虽非绝对原则，允许有例外存在，但应严格限定于有更强理由的情形，以确保法的安定性。

2018年修宪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把这一机构作为中国宪法实施的具体保障机构，以世界视域观之，我国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世界上各国所选择的宪法实施保障之路：既非普通法院保障之路，也非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之路，而是宪法实施的第三条道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领导下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监督宪法保障实施之路。正如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10]参见《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一编)，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1980年编。(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然而，宪法修改将监察委确定为国家的监察机关，行使的是监察权，这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与检察权之宪法定位是不同的，根据《监察法》第11条规定，监察权包括监督权、调查权和处置权，其中监督权的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不仅是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而且涉及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把公职人员的违纪、违法、犯罪以及道德操守等皆纳入监督检查的范围，监督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非一般法律监督权所能容纳，实质上，宪法上所规定的监察权是一种独立的、新型的国家权力，它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三权，也非孙中山提出的监察权，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监察权，这一新权力与宪法上的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军事权、国家元首权等七权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新结构模式。根据1983年修正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具体包括七大权力，这就是：重大犯罪案件的检察权、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审查监督权、公诉权、法院审判的监督权力、裁判执行监督权、狱所劳改机关活动监督权。

《决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党的十八大修改的《党章》也将科学发展观纳入其中，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王学栋、张义忠：《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6)草宪法既定，上之波王。《戊戌奏稿》收录的上清帝第六书虽然使用了宪法一词，但笔者认为更可信的《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上清帝第六书却没有使用宪法一词。众所周知，梁启超为《时务报》主笔，而《知新报》是由康有为主办。井上伯特持宪法草稿以示，各国全权大臣参赞随员披览之余靡不赞美，以为天下万千世界得国宪如此整肃，皇室定能安堵也。

《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有关宪法的表述大多涉及日本明治宪法，而1889年的明治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时间上，皆属于近代宪法的范畴。[56] (2)易惠莉在《郑观应评传》一书中推测，《盛世危言后编》收录的1898年前的有关宪法一词的内容，可能都是郑观应后来补写或改写的。

[37]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相比较，华南师范大学2012届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一)《日本变政考》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 《日本变政考》是一部集中表达康有为之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著作，对光绪帝的倾心变法，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54]同注[53]，1888年第4册，上海机器制造局印行，第65页。(2)澳门《知新报》第44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为胶州事条陈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

(3)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注解《春秋》是广东经学的显学，其中九江学派是由朱次琦在1858年建立的。(3)长沙《湘学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77]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此外，《我史》光绪二十三年五月部分载编《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成，撰《日本书目志》成，[7]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即1897年6月。而此时康有为有关宪法的表述多且系统，在宪法制度的认识程度上远远超越了郑观应。

康有为在前七次上书中，仅《上清帝第五书》使用了宪法一词，[43]该折中的相关的表述如下： 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55]1887~1896年间《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年度次数分别是：1887年1次，1888年4次，1889年10次，1890年2次，1891年1次，1892年3次，1893年1次，1894年4次，1895年1次，1896年0次，合计27次，其中1889年次数最多，达10次。

[5]同注[2]，茅海建书，第283页。根据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18971898年间有六家期刊刊载了《上清帝第五书》，发表时标题有变化，按照刊行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为：(1)上海《益闻录》第1757期和第1758期，标题分别为康工部条陈和续康工部为胶州条陈折，刊行时间分别为1898年3月16日和同月19日。[5]王宝平进一步证实，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的资料出自日本《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一书，而该书由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事务所于明治26年7月编辑出版。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0~114页。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五书时，(欧榘甲——引者注)亦在报刊上发文加以宣传。[1]持此肯定观点的宪法学教科书，例如楼邦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知识》，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正是由于《十七条宪法》在日本社会的广泛影响及其成文法特征，在近代意义的宪法一词出现以前，宪法一词就出现在日本官方文件中，德川幕府时期出现以宪法部类、宪法类集命名的法令集，明治五年政府出版《宪法类编》，明治七年太政官制定《议院宪法》。

[78]这三则引文，分别在康有为：教学通义，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0页。3.黄遵宪 何如璋是晚清首任驻日公使，黄遵宪的身份是公使参赞。

2.欧榘甲 欧榘甲1891年入广州的万木草堂，1895年协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也曾协助康有为编译《日本书目志》。[38]参见注[24]，欧榘甲文，第15页。

《上清帝第五书》提到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事实上，18971898年间的《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基本延续了之前的做法。[32] 二、康有为倡导宪法概念 康有为知行合一，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75]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6集，第147页。

李文杰：首部汉译美国宪法问世考，《北大史学》(第1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39页。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

这意味着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来源于日本，而不是源于中国历史文献。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宪法和律例，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

《波兰分灭记》当中9次使用宪法一词，如欲草定宪法改正波兰之宪法改宪法而图维新全废新行之宪法等，介绍了波兰制定和废弃宪法的情况，其中的宪法显然也属于近代意义宪法的范畴。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宪法学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自然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而并非从中国古典语义上理解宪法，但是康有为在使用宪法一词之初，就注意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

根据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的查阅，康有为在1897年之前的著述中虽然使用了一些和宪法相关的语词，如宪章宪典章程议院制度，这些语词散落于《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处，但康有为并没有在这些著作中使用宪法一词。[79]宪法既然被认为政治名分之大法，[80]那么中国的宪法自然能够在《春秋》中找到依据。[21]康有为：变法先后有序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86页。宪法不仅为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13] 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

随着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康有为认识到万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制度的竞争，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实现国家强盛，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1895到1898年，康有为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他对于国际体系的认识也逐渐走向深入，[87]并确立了联英日而拒俄的外交政策主张。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10集，第38页。

{5}周威：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康有为确实进呈了不少自己的著作，如《孔子改制考》《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

而《春秋》为六经之一，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性著作。笔者认为，《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变法自强宜仿泰西设议院折》更为可信，而《戊戌奏稿》收录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确曾作伪，不能作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立宪法的依据。